我可能说的太简略了。通货「还能」发挥功能——但却是断续且不可预测的。每个皇帝都铸造了上面印有自己年号的铜钱。当皇帝驾崩时，继任者很快就会宣布前-任皇帝的铜钱不能再使用，只有新皇帝锣造的新钱才是有效的通货。《明史》提到，商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资本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只能沉默地哀叹血本无归，而后选择自杀一途」。
商人与顾客需要支付工具，因此他们会使用更古老的旧钱，直到新皇帝的新钱送到为止；鉴于铜的缺乏与政府的无效率，新钱通常需要数年乃至于数十年才能到手。然后他们会使用新钱直到政府突然下令禁用为止。台湾史家全汉升指出，结果这情况成了一再出现的烫手山芋游戏，每个人都坚持使用手上的铜钱-直到它彻底失去价值的前一刻——此时，他们会试图将手上铜钱全部脱手给某个运气不好的受骗者。
日不用，将必至于饿死。是以愈变更愈纷瓯，愈禁约愈惊悝，舗面不敢开，买资不得行，而嗷嗷为甚。」「旦所得钱-暮不能为用，」一六0六年中国河南的一本县志解释说。店主不可能一下子完全不收这些钱。
一夫倡言，千人附和。虽有厉禁，视若瓣髦。无何，有客来买前钱，以一当三，捆我而去。此所谓#断之尤也，而奸人之雄也。富商大贾，坐牟厚利，细民重困，无有已时。
这些怨言是否过于夸大？ 一五二一年，嘉靖皇帝登基。年轻有为的他，完全看不出数十年后将沉迷于女色，他把所有的精力全投注于重建国家对金钱供给的控制上。他决定发行高质量的新铜钱，让民众自然而然放弃使用旧钱与假钱。发行的结果见诸一世纪后史地学家顾炎武的大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观察月港南方十英里的漳浦县-他提到，嘉靖即位之初，该县商人使用的竟是宋朝的钱I精确地说是元丰通宝，也就是一 0八五年，四百多年前的铸钱。往后十年，嘉靖皇帝建立铸币厂并且尽可能地赶铸铜钱。这项努力并未让漳浦县出现一丁点变化。顾炎武写道，年复一年，当地商人使用的铜钱只是不断在宋朝各个皇帝铸的钱之间转换。每一次转换，手上持有失宠铜钱的人无不感到孤立无助。漳浦县民直到一五七七年才使用合法的通货，数十年来这是第一次，民众使用现任君主铸造的货币，万暦钱。此时距嘉靖皇帝去世已十年。但顾炎武说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方一年，而万历钱又置白银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保值物,不过很少用在一般小额交易，因为它太稀少而且价格太高。但铜钱与纸币的不确定性使得商人决定孤注-掷-开始使用小巧的银锭-这种银锭通常呈浅碗状，直径约一到四英寸。当商人见面时，他们会使用银锭进行交易，用珠宝秤秤重，以特殊的剪刀剪下需要的白银量：为了估量白银的纯度，他们找来看银师，看银师收取估价费，但往往欺瞒买卖双方。尽管处理起来麻烦-但白银系统还是比使用铜钱来得稳当，后者随时可能失去价值。一五七0年，一名作家抱怨说，到了倭寇危机的末期，
在所有市场交易里，铜钱占不到十分之一。中国政府并未发行银锭；彷佛抱持着自由派观点似的，金钱的供应实际上完全交由民间来进行。任何人手里有银锭，都可以找银师看。
他们的银两认证速成的钱！每个人都用碎银两付账。明朝皇帝虽不惜愿，但还是逐渐接受了白银系统。中国的基本税制—股民上缴部分收成—-八百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但随着时间变迁，这种税制已出现许多漏洞与额外负担-创造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北京颁布一连串诏令，再三要求编订纳税名册，并且命令民众上缴税负除了实物也要有白银，
述些小银疑通行于明淸时代，用来取代佩钱・上面的印记包括了银匠自己的铺号（难以辨成，但勉强可以看出印着旗祥匠）此年代（光绪二十年, 一八九五年）。
而且白银比重逐年增加。到了 一五七0年代，当万暦朝开始之时，北京的岁入已有九成以上是闪闪发亮的银块。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白银化」意谓着数千万富有的中国人突然需要大量白银支付税收或经营生意，中国对白银出现了庞大需求。伤脑筋的是，中国的银矿与铜矿一样产量不丰。商人无法得到充足的白银来支付任何事物-包括他们的税捐。邻近的银产地只有一处，那就是日本。在官方层次上，中国与日本并不友好——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很快就要在朝鲜开战。为了获得维持商业活动必需的白银，商人转而找上倭寇。商人把丝绸与瓷器卖给拥有白银的残暴之辈，然后回过头来用这些白银支付税捐，而政府又把税收转为军费花在对抗这些残暴的倭寇上。明朝政府居然攻打它的金钱供给者。
北京无法克服这种矛盾，只好允许福建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开放海禁之后，有数千名福建人通常是大家庭里长子以外的儿子——在亚洲各地建立日后进行贸易或勒索的滩头堡。一五七一年，即使在马尼拉荒凉的马来村落，也能有一百五十名中国人居住，雷加斯皮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此外，还有数百名中国人居住在菲律宾群岛其他地区。在菲律宾意外发现携带白银的外国人，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载运西班牙白银的加雷翁船，说是满载金钱的船只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