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个场景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中国人为什么不断地回来？偶尔冒险一次是一回事，如一些福建小商人只去马尼拉一次；在当地建立据点则是另一回事，尤其是每隔几年就可能遭到劫掠，造成厂大生命财产的损失。在这些事件中，帕瑞安的中国人通常会杀死菲律宾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例如一六0三年。但马尼拉的商人还是一样邀请他们回来-甚至用走私的手法让这些未来可能成为他们的创子手的人通过海关。为什么他们反复不断地在他们很有可能被杀的地点居住？
在《权力与充治;2007)这部描述过去千年的贸易史作品中，芬德雷学教科书描述贸易时，它们会提到有两个国家「被赋予了-定数量但种类不同的生产要素 土地、劳动、资本等等」。这两个国家拥有可以把这些要素转变成商品的科技，「它们对于这些商品各有一套偏好」。两个国家内部的私人个体「彼此交易或不交易，视情况而定，但对消费者与生产者来说，都同样遭受贸易的影响」。
典型来说，一个国家(如美国)能廉价地生产商品(如谷物)，而另一个国家(如日本)能更好地生产商品2 (如消费电子产品)。此时用商品交换商品 (也就是说，用谷物交换电视机)，则两个国家的民众生活会过得更好，典型的双赢。这是「比较利益」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基石。大量证据支持这个理论的真实性-这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坚定相信它-而且坚定支持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使各方获利的可能性达到最大。
在教科书里，政府主要是一种外在要素，它加诸关税 ‘限额 ‘税捐等限制，影响了私人贸易的结果，通常会减低净经济效益。但国家这么做是因为贸易有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的，私人市场使双方在经济上获益，另一种角色很少出现在这些教科书上，那就是贸易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目标是政治权力，而通常双方都不是赢家。在第二个角色里，贸易的净经济效益不比各方获得的政治效益重要，而激怒经济学家的政府干预却是一种能让国家表现突出的有用乃至于关键的工具。贸易扩张最大的时候，往往是两种角色协同一致，而商业角色I如芬德雷与欧鲁克说的I可以「用马克西姆机枪的枪管、短督刀的刀刃或游牧民族的残暴」来强制推行的时候。今日-暴力较不常见‘也讦是因为强大的武器塁得如此廉价庾得各方都能班有,而国家也倾向于将就地运用一些工具‘如产业补贴、汇率操纵与进出口管制。但今日仍跟过去一样，国家把贸易扩张视为一种投射与増强国力的方法——看看日本与中国最近的历史。
同时，这两个角色经常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如在马尼拉)总让人们有相当多断断续绩却深刻的思索。对西班牙来说，马尼拉既是贸易哨站，也是西班牙国力在太平洋的投射。西班牙商人想进口最多的丝绸来获得最大的利润；相反地，西班牙的政治统治者希望攫取亚洲的土地，让亚洲人信奉基督教，挫折荷兰人与葡萄牙人的野心I而且尽可能把白银运往西班牙，因为国家需要白银来支撑在欧洲的战事。把马尼拉当成纯粹的贸易集散地的话，那么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应该愈少愈好I把西班牙人运到此地非常昂贵，而且他们不断地死于疾病I并且让中国人从事所有的商业工作。然而要让马尼拉成为最穏固的帝国前哨，西班牙人必须确保所有重要的民政职能都由忠诚的西班牙人来担当，并且尽可能减少中国人的数量与影响。这两个角色是互斥的，不可能兼得。
与西班牙一样，明朝也努力想调和不同的贸易角色。一方面，丝绸贸易换取的白银成为帝国财富与力量的来源。美洲白银协助支付大量的军事计划，包括大部分的中国长城，明朝对此做了修缮与延伸。白银促成中国内部的商业勃兴，导致经济景气。但另一方面，使商业成长的货币也造成通货膨胀，对穷人造成最严重的冲击。而白银对王朝也构成政治威胁，因为政府既无法控制白银的交换，也无法在实务上，情况往往因企业企图操纵政府以冇利于自以利益或者国家内部各个群运用权力营私而变得更为复雑，结果洒常伤害了国家政策・借管如此-将贸易区别成有意愿交易的人进行的私人交换，以及强化国家的工具，迳极区别还是有用的。车实上，今日自由贸易者与反全球化分子之间之所以发生冲突，原因之一在于前者认为第一个角色是最重要的，后者则认为是次要的。
走私仍持续进行。在朝廷眼中，福建商人是一群不够忠诚的臣民，他们在帕瑞安建立了重要的中国城市，完全不受帝国号令。他们变得如此富有而强大，连朝廷也拿他们没办法。难怪北京对月港总是深怀戒心！
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曾预期到会发生最坏的结果。与欧洲一样，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使银价终于下跌。到了 一六四0年左右，中国的银价已经与世界其他地区无异。就在此时明朝政府又犯了它几十年前犯的错误。
当朝廷命令民众用白银缴税时，它是用白银的「重量」设定税额，而非白银的「价值」。与西班牙一样，明朝的税捐并未配合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因此当银价下跌时，政府收到相同数额的税收，但价值却减少。明朝的岁入因此出现短收。没有纸币，政府无法印制更多货币——赤字支出是不可能的。
突然间，政府无法支付国防经费，而此时又是不适合缩减军费的时期：中国当时受到好战北方民族(今日称为满族)的攻撃。根据霍巴特与威廉・史密斯学院历史学家艾特威尔的说法,中国政府对白银贸易的依赖恰恰把它推到了刀口上。满族(他们建立了清朝)接掌中国的过程花费了数年，而且从中国历史最糟糕的标准来看，整个过程仍是非常血腥的。没有人知道到底死了几百万人。
艾特威尔的论点引来激烈的论战，但对于中国在当中造成的影响却很少有人反对，一般大一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弗林与吉拉尔德斯指出，中国其实花了相当高比例的生产基础来获取商业与政府需要的白银。中国有数百年的时间不断地生产丝绸 ‘瓷器与茶来换取一项商品，这项商品就是白银‘而它的用途就是取代被政府搞得毫无值值的纸币。这就如同为了用一美元去买一份报纸‘你必须先制造与贩资某件东西来抜取-美元-样。事实上，实际的情况更糟：白银的总量必须持续加以填补备足-此举需要额外的成本-因为金属会在经手的过程不断耗损。(纸币也会耗损，但成本微其微。)
鉴于这种情形，取得白银完全是合理的——它能使货币维持穏定。但它的成本也很高。「中国人不是从自己的土地开采出白银(中国没有丰富的银矿)，因此他们必须生产出口商品来购买别的地方出产的白银,弗林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上写道：「就连学者也认为像白银与黄金这种实物货币具有神秘特质，但我们必须了解，白银其实就是一种实体商品，它需要投入庞大的成本才能生产出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相当大的分量被用来购买这些绝大多数从西属美洲与日本生产的白色金属。有些人因此陡然而富，但想想，这些资源不用来购买白银还可以用来做什么。」
此外，还有一项相关且同样重要的结果：哥伦布大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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