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回忆说，棚民向谷底的地主租用田地，租期短暂而固定，因此他们没有施肥的诱因，即使他们愿意，也没有足够的资力。由于玉米与番薯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作物，因此他们免不了犯了新手的错误。不同于小麦与小米，农民种植玉米时隔了较宽的行距，以避开坚硬的土壤，许多农民不知道这么做将使更多土壤曝露在雨水中。另一方面，有些农民不知道沿着山坡纵向种植玉米(而非横向)，将使雨水更容易沿着渠道往下冲刷，加剧侵蚀。
即使有人在高地的土壤施肥并且将雨水的冲击降到最低，高地的森林砍伐仍可造成低地的灾害。纽泽西州里德大学历史学家欧斯波恩表示–她的棚民研究是本章棚民论述的依据I「狭窄的河谷平原与盆地，意谓着人类聚落必须集中在河透。」如果高地拥有植被，就会减缓释出的雨水，洪水会比较稀少。把陡坡上的树木砍掉-改种短期的玉米与番薯，只会降低山区的蓄水量。雨水沿着山丘大量冲刷下来，造成洪水。「从高地倾泻而下的洪水直接灌注到邻近平坦的盆地与平原上」欧斯波恩写道：「洪水挟带的泥沙突然间放慢速度，淤积在河道与农田上，摧毁了肥沃的农地，也堵塞了大小渠道，使未来的排水构成问题。」
即使稻农的生计仰赖泛滥，但洪水对稻农造成的问题也不小。稻田需要持续引水注田，如果水流太慢,水田里的水会蒸发殆尽；如果水流太快，水田里的水会溢出田外，不仅流失养分,就连稻米也付诸东流。农民使用上流的堤烂来控制水流，藉由闸门来调整灌溉用水的高度。洪水来袭会一 口气冲壊上游的堤墉与下游的稻田，将整个体系尽皆破坏。吊诡的是，洪水淹没稻作乏后，又让稻田干涸，因为堤烂被破坏后已无法控制水量。棚民砍伐森林不仅使他们的居住地区沦为荒地，也让下游的农业设施毁于一旦。由于这些地区就位于长江下游地带，因此棚民等于大面积地毁灭了中国农业的精华地区。
有些地方人士充分了解问题所在。当城市文人梅曾亮于一八二三年懐抱着乡愁之情探访他童年居住的山区小镇时，他询问过去的邻居有关棚民的事。即便是今日的生态学者也无法说得比下面这段话更清楚明白。
及余来宣城，问诸郷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一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值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
高地造成的侵蚀淹没了长江下游谷地的良田-进一步提升了米价。米价飙高，农民便在高地种植更多玉米，此举又造成更多河谷稻田被淹没。
随着棚民迁入山区，洪水的发生率也愈来愈频繁。在宋朝(公元九六0年到一二七九年)，整个帝国发生大洪水的频率大约是每两年三次。有些农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客家人，他们在明朝(一三六八年到一六四四年)非法进入到山区-并且开始砍伐森林。于是，大洪水发生频率增加到每年两次。清朝(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 一年)主动倡导民众移居到山区森林地带，于是移民潮变成了砍伐森林潮，洪水频率增加到原来的三倍以上，也就是说，每年会发生六次大洪水。更糟的是，洪水泛滥的地区集中在中国的农业中心。历史学家李向军钻研个人日记、方志、各省档案与帝国赈灾纪录，发现清朝一共发生了 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次洪灾。绝大多数都是小水灾，但其中有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七次发生在长江与黄河下游的良田地带，而且洪灾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一八四一年到一九一 一年，清朝每年都要面临十三次以上大洪水的威胁I有个史家对我说，这相当于每个月发生一次卡崔娜台风。他说：
「在帝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持绩地发生灾难，而这个地区是整个帝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这显然不是件
好事。」
一九七0年代，中国中央气象台的研究团队钻研大量的各地方纪录，寻找过去数世纪有关降雨与气温的描述。一如预料，研究人员几乎找不到任何科学的测量数据，绝大多数都是些文字上的形容。
举例来说，当他们看到这样的叙述，连续十天夏日的倾盆大雨，造成河川泛滥,「春夏洪水淹死无数人畜」;夏秋洪患肆虐，作物种夺荡然无存数日毫雨，致使陆能行舟」，以及「狂风暴雨淹没田野房舍」，研究人员就断定，这个地区曾经历过洪水，于是在地图上的对应位置标个1。有严重干旱描述的地区则标5，然后视情况分别标出2、3或4。虽然以这种方式标定的地图失之主观，但整体的事件趋势是明确的。快速翻动中央气象台的地图本，就像是在看一场环境崩坏的动画电影。
地图的详细让我相当震撼，我决定观看位于长江下游的四个产米中心：南京、安庆与武汉，以及长江北支汉水的上游地带。从一五00年到一五五0年，这些地区有十六个1:十六次大洪水。从一六00年到一六五0年，有十八个——–大约是相同的数字。从一七00年到一七五0年，刚好是更为湿冷的小冰期的颠峰时期，有二十七个1。然后小冰期结束，天气变干，雨雪减少。但中国的农业核心地区的1，数量仍持续增加。从一八00年到一八五0年，光是这四个地方就发生了三十二次大洪水。有些洪水沿着河流泛滥了数百英里，侵犯了 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每个数字都象征着数千条人命。
浙江省官员面对日益扩大的洪患，只能坐困愁城。官员于一八0二年宣布，政府准备将棚民迁徙到「他们的原居地，同时禁止在山区种植玉米。但喊得震天价响的政令，实际上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官员又在一八二四年重申，明令禁止种植玉米I照这种情况，浙江应该要成为无玉米的省分。然而情况丝毫未改。清帝国设有「巡按御史」，用以纠举官员的无能与贪腐。浙江的巡按御史不断要求北京派军队剥平这些玉米田，却得不到响应。这种现象使人对于人类是否有管理自己的能力感到绝望，而且土地开垦的步调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还持续升温。
浙江左都御史汪元方不明白政府为何放任情况继续恶化。他知道，过去地主并没有了解到，把未使用的高地农田租给他人耕种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今则水之受淤如此，田之积沙如此，山之露石又如此，官民皆知大害矣，而不能禁者何？」
这里面有部分原因出在大量非法移民的固有问题上。要迁移数量这么庞大的人口并不容易I特别是要他们离开经年累月经营的家宅田土I而且这么做势必造成很大的损失。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因此不愿做这种引起民怨的事(除非在这个族群失去的支持，可以从别的族群弥补回来)。从逻辑上来说，要为这些已经离开原居地数十年的民众找到新的定居地，确实有困难。欧斯波恩表示，以棚民为无章法，而在于土壤侵蚀反映出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法律疏漏使租金收入——不同于农地收入I得以免税，拥有高地农田的地主因此可以轻易获得免税收入。随后造成的森林砍伐也许会破坏这些地主位共同来分拢，而地主的利益却只有他自己独享。地主得到所有的好处，损害却只是一部分，因此当地的商业利益总是极力反对政府迁徙这些棚民。在环境主义者的恶梦里，短视追逐小额获利将导致长期而大规模的灾难，持续的洪灾造成长年饥荒与社会不安，灾害的补救使得国家元气大伤。美洲白银把明朝逼到了边缘，美洲作物则是对摇摇欲坠的清朝社稷踹了一脚。
当然，其他因素也扮演了推促的角色。客家神秘主义者领导的叛乱分裂了清朝，为东南山地的客家棚民短暂建立了一个国家(编按：太平天国)。连续几任君主的孱弱，使得政府上下尸居余气，贪污腐败。清朝与英国两次交战失败，丧失了沿海的控制能力。中国非但无法藉由战争来停止鸦片输入，
反而因战败而使鸦片传布更广。成功有其原因，灾难的产生也有其根源。侵略中国的欧洲军队不知道，早在他们东来之前，哥伦布大交换已为他们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