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这个系统还是无法解决水患。如中国气象局地图所显示的，过多的淤泥使黄河在一七八0年到一八五0年间十二次溢过堤防——大约每六年一次，每次洪患都十分巨大。一八八七年的大洪水是有史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估计死亡人数达到百万。
洪水的成因，黄土高原上滥垦滥伐，大家都了解。但北京却毫无作为，即使开荒是清朝的政策，但黄河泛滥却严重打撃王朝的正当性。朝廷并不是无法采取行动，地主短视地出租土地给棚户也非不可防止，但没有人知道这些决定性的作为是否真能解决这个国家的生态问题，因为他们甚至未做尝试。洪患就这样持续到王朝灭亡，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洪水加速了清朝灭亡的速度。
而当毛泽东下令在黄土高原上开垦更多荒地时，我不得不相信这个国家的确缺乏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高原上绝大多数地区的树木都被砍掉，还好最陡峭的斜坡因为无法种植作物，还留下了一点矮的灌木丛能防止土壤流失。一九六0年代与一九七0年代，黄土高原成为仿效大寨的主要区域，开始大规模地辟建梯田。梯田的墙壁只是用土块堆成，一直持续崩落；我造访的黄土高原村落，在雨后，有半数的居民跑到崩塌的梯田上用锭子修补梯田的墙壁。即使梯田没有崩塌，雨水也会冲刷掉土里的养分与有机物。嘴头村位于黄河边的陡坡上。走在陡峭的小路上，沿途经过一个又一个的窖洞，几乎可以看到崩落到黄河里的梯田。
由于土壤侵蚀带走了养分，因此新栽种的土地收成滑落得很快。为了维持产量，农民不断在新土地上开垦梯田，之后这些梯田又在冲刷下肥力耗尽——典型的「恶性循环」，长期研究中国环境的曼尼托巴大学地理学家史密尔如此表示(他针对中国环境写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二00六年中国研究人员在报告中指出，大寨时代因侵蚀而崩落到黄河的田土高达三分之一。
结果是悲惨的，这在每个地方都很明显。恶化的土壊使得收成剧减，大量农民因此迁徙他乡。嘴头村损失了半数人口。「这肯定是人类劳动史上最大的浪费，」史密尔对我说：「数千万人被迫日夜工作，绝大多数的计划连小孩都看得出来不合理。砍掉树木，然后在陡坡上种农作物I这怎么会是个好主意？」
在最边缘的地区，农民种植玉米。在嘴头村北方，也就是戈壁沙漠的边缘地带，我走在玉米田旁，这些玉米底下几乎是纯粹的沙。直到一九六0年代为止，这个地区仍长满了多刺的灌木辇。然后毛泽东下令大胆地进行种植，这等于是逼迫人民在沙滩上种地。令我讶异的是，当地农民居然有这份耐心慢慢地从沙子里种活玉米I无论在屋顶还是贫瘠的院子，都可看到干疠的玉米穗轴。男人骑着迷你的中国摩托车，拉着堆积如山的玉米货车，其高度足有两层楼高。在微风吹拂下，空气中已充满迫人的沙砾。黄土高原远本是攫取沙漠沙尘的地方，此时却成了生产者。
中国已经推动一连串防止滥垦滥伐的计划。一九八一年，北京下令凡超过十一岁四肢健全的公民，「每年必须植树三到五棵」。三年前，北京又实施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计划，也就是「三北」计划：一条长两千八百英里的防护林带，像巨大的节幕一样横越中国的北方、东北方与西北方，包舌贳上奇贝的边缘地带。根据进度，这道防护林会在二0五0年完成，届时这道绿色万里长城理论上应该可以减缓沙漠化与沙尘暴的影响。
尽管这项计划规模宏大，但对农业学大寨导致的土壊恶化问题，这些努力似乎未能直接提出解决之道。
然而，土壤破坏本身也是一项政治问题：主政者必须不揭露毛泽东的错误，同时又能解决问题。(当我问地方官员，伟大的舵手是否犯了错误时，他们礼貌性地改变了话题。)直到最近十年，北京才有了新的想法与规画。
今日，嘴头村农民昔日开垦的黄土梯田许多都已回复到原来的自然景象。在当地人所谓的「三三三」系统中，农民以他们土地的三分之一 ，通常是最陡峭的，最容易遭受侵蚀的斜改种青草与树木，三分之一种植可收成的果园，最后三分之一主要是位于河谷底部的土地，这里因为早先谷地上方的侵蚀而汇集大量养分，因此可以从事集约农业。农民将有限的肥料集中在这三分之一的土地上，所得到的收成足以弥补犠牲的那三分之二土地产量，无论如何，理论上是如此。为了协助农民转型，政府每年会补贴农民定量的谷物与小额的现金，如此为期八年。到了二0一 0年，这项计划涵盖了超过五万六千平方英里的河谷村落，其面积大约等同于爱荷华州。
乍看之下，似乎独裁体制完美地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政府完全不用考虑财产权或政治抗争的问题，就可以一声令下要求黄土高原的居民停止种植小米与杏仁。政府可以命令整个村子的人到山里种植树苗，数百万棵树苗就这样栽种在像鱼鳞般排列的小坑洞里。而当农民与田野改头换面之后，计划者就可以自豪地炫耀他们的成就。
实际在现场观看，情况似乎没那么理想。省级、县级与村级官员如果能完成他们分配到的种树量，则他们可以获得嘉奖，至于树种是否适合当地环境，则不在考虑之列(科学家提的建议，例如那些树一开始不适合种在草原地，这些官员也充耳不闻)。农民无法从种树当中获得任何好处I他们种的树无法长出果实，无法加以砍伐利用，而这些树木虽可防止土壤侵蚀，但种植的地点却远离农民自己的家，农民因此没有诱因好好地照顾自己种的树。这种状况，结果不难预料，在陕西省的偏僻道路上，处处可见枯死的树木，每一棵都枯槁在鱼鳞般排列的小坑洞里。走在这条路上，夹道枯树连绵达数英里。「我们每年都种树，」农民说：「但没有一棵活下来。」
我看到一排排枯树散布在山坡上，就像景物的轮廓记号一样，延伸好几英里。收成季节已经结束，农民即将重启另一轮的植树工作。一棵接着一棵，中国政府试图抵销全球白银贸易偶然造成的后果。